本文转自：固原日报
许雯娜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产物，在算法技术的持续创新中，对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产生深刻冲击，其固有的技术属性也被逐步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思想依赖问题日益凸显，技术与资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渗透功能愈加显著。在此背景下，客观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风险，理性分析其对主流意识形态消解的潜在诱因，科学探索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的策略，对于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算法技术对传统意识形态观念重塑与重构，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发多重意识形态风险。在模型建构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智能算法对多元信息进行高速处理，在提升信息交互效率的同时，其技术特性逐渐削弱公众的主动思考能力，导致大众意识形态认知呈现碎片化获取、虚拟化建构的特征。在人工智能模型的技术框架中，人类主体人格被降维至客体化地位，主体性所蕴含的思维逻辑、话语体系均被转化为可技术化处理的物质对象，削弱了主体性在意识形态构建中的核心地位。在文化传播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技术应用中潜在地渗透西方文化价值观，传播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内容，加剧了文化信息的碎片化与混乱化现象，对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的形成构成挑战。在算法设计与应用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以获取数字利益为导向，致力于创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数字资产，却往往忽视算法本身的准确性、可靠性与伦理约束。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过度工具化以追求数字利益时，算法技术的异化问题逐渐凸显，背离了其从传统数据分析向创造性内容生成跨越的初衷。
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算法规定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结合，削弱了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辨识力与认同感，使思想防线面临错误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算法技术标榜自身中立客观，然而产生的内容却是由算法技术与开发商的政治立场共同促成的。算法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技术与资本权力的隐喻性表达，在资本与政治立场的双重裹挟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的技术载体。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智能互联网领域在资本逐利本能的驱动下，成为资本密集型创新的重要载体。资本家通过将资本与技术深度结合，使技术从属于资本增值的目的，导致技术的正义性维度发生异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演变为以算法为中介、资本为支撑的数字资本形态，其技术属性被工具化为资本增值的手段。
基于对风险诱因的系统分析，其根源可归结为思想、政治与技术三个维度的复杂交织。因此，必须坚持整体性思维，采取多维度治理策略。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矩阵，从思想层面化解主流意识形态被弱化的风险，构建有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形成有效的共治机制。在研发、运用、训练等过程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渗入，使复杂的思想体系彼此产生冲突，形成意识形态风险。因此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智能治理体系，从政治层面抵御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生成式人工智能环境下的意识形态传播充满不确定性，研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能否被正确对待，从源头解决，通过强化算法技术创新与监管，从技术层面规避人工智能工具化与利益化的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在深刻变革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其内在的技术逻辑、资本驱动与价值预设，已然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多维挑战。从思想认知的碎片化与主体性的消解，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系统性植入与算法霸权的潜在扩张，再到技术工具化服务于资本单向度逻辑的异化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渗透与解构效应日益凸显。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单纯的技术管控或被动防御已显不足。必须深刻洞察风险根源，坚持系统思维与底线思维，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位置。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