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i 导 读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大国在军事防务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美欧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安全利益”，将人工智能视作提升防务能力的关键工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戴长征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戴雯静在《现代国际关系》撰文指出，尽管美欧在人工智能防务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双方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战略分歧、技术差异以及法律框架的不兼容。
戴长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戴雯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约9500字，读完约19分钟
摘要
近几年来，美欧基于所谓“共同利益”和“民主价值观”加速推进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美欧以北约为防务体系的核心，将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七国集团、双边对话和多边论坛等作为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的重要平台。这些合作的进展集中表现在增强国防工业能力、提升信息与情报共享能力、建立人工智能防务架构和技术标准，以及构建人工智能国防伙伴关系几个方面。但是，美欧在合作中仍然面临战略意图分歧、技术能力差异、法律兼容性不足、产业竞争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将会给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增加诸多不确定性。
关键词：美欧关系；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大国竞争
在数字时代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技术竞争已然成为改变战争方式和形态的重要手段以及国家间争夺权力的重要工具，塑造着国家间竞争格局。国家政治和军事博弈和对抗走向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新阶段，涵盖供应链安全、科技主权、国际治理规则、情报获取等方面内容，形成了一种多领域的综合博弈对抗格局。其中，人工智能更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性战略技术，成为各国国防战略发展的重要抓手。美国、英国与欧盟成员国正积极布局，通过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争相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研发、共享和规则制定，以确保自身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特别是在北约框架内，各成员国极力加强彼此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与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挖掘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潜力。因此，对美欧跨大西洋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的特点、动因与限度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的主要进展
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以双方相近价值观为基础，强调跨大西洋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旨在确保大西洋地区整体的技术优势和防务能力，其进展包括多个方面。
（一）强化人工智能国防工业能力合作。
这个方面的合作主要涉及三个维度。一是协调国防工业产品合作。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数据显示，欧洲国家的武器进口2019—2023年约55%来自美国，2014—2018年这一比例只有35%。这些武器交易包含大量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如无人机、致命性自主武器、智能指挥系统等。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北约和欧洲国家更是向乌克兰支援了大量无人武器和自主武器。这些先进的武器系统和技术的使用，展示了人工智能在现代军事中的重要作用。在北约框架下，美国和欧洲国家就人工智能武器投资、生产和采购进行了协调。北约所属支持和采购局（NSPA）、国家军备总监会议（CNAD）和工业咨询小组（NIAG）作为主要机制，一直在北约成员国及其伙伴国家中发挥沟通和协调的作用，致力于聚合国防需求、开发跨国项目、协调国防投资、统一国防采购。
二是推进人工智能国防工业技术合作。首先，美欧在北约框架下推动人工智能国防军事化。作为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的最大平台，北约一直关注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新兴和颠覆性科学与技术（S&T）及其对北约军事行动、防御能力和政治决策空间的潜在影响，并设立了“北大西洋国防创新加速器”（DIANA）和“北约创新基金”（NIF）两个工具，用以支撑北约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新兴和颠覆性技术研发，致力于加强在人工智能武器化方面的合作。其次，美欧在北约框架之外协调国防技术生产。北约—欧盟伙伴关系是美欧安全治理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欧盟防务倡议和北约多国高能见度项目（HVP）框架内，美欧国家共同开展能力建设，就海上多任务飞机（M3A）、海上无人系统（MUS）、遥控飞机系统（RPAS）、欧洲—北约飞行训练（NFTE）、军事工程车辆和系统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旨在通过多国合作来缩小盟国间关键技术上的能力差距，保证联盟的作战效率和互联互通，以提升联盟安全所需的关键防御能力。再次，双边关系和多边合作是美欧国防工业生产合作的重要补充。在人工智能安全技术领域，美国已经完成与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磋商和协调。例如，美欧致力于加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合作与技术研发创新，成立了欧盟—美国公共利益人工智能研究联盟（EU-U.S. Research Alliance in AI for the Public Good），以共同利用新兴数字技术应对全球性挑战。此外，美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与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及其附属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2023年5月17日首次会议召开以来，欧盟—美国人才增长工作组一直充当着两个地区推动新兴和现有技术人才发展的重要平台。英国国防部也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式达成协议，在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系统方面展开合作，重点关注国防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确保人工智能值得信赖以及解决国防应用中的道德和安全等领域的问题。
三是加强国防工业生产供应链韧性合作。保证供应链的稳定、长期、高质量供给是发展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的必要条件。面对全球供应链挑战，美欧着力提升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地位，从国家层面对供应链安全进行顶层布局。欧盟正在建立供应链安全机制，以增强欧洲国防技术工业基础及其供应链的弹性和竞争优势。美国则筹划成立供应链中断特别工作组，以减轻中断的影响，并将盟友和合作伙伴更深入地融入其供应链。美国和欧洲国家还就供应链安全达成诸多合作。在国防技术和国防产品贸易方面，美欧通过了《跨大西洋可持续贸易倡议》（TIST），以提升供应链的互利、韧性和可持续性。在芯片研发制造方面，美国和欧盟出台了各自的芯片法案，加大芯片制造投资，以达到提高芯片制造能力、强化自身供应链安全、逐步同中国产业脱钩的目的。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欧盟和美国承诺要继续合作，包括识别供应链中断并尽早采取行动的联合预警机制和共享半导体补贴政策的透明机制，以提高半导体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沟通，增强整体半导体供应链的弹性，避免国防技术生产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信息与情报共享能力。
美欧一系列战略文件为其人工智能情报合作提供了指导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美国2021年3月的《最终报告》（Final Report）、欧盟2022年3月的《战略指南针》（Strategic Compass）和北约2022年6月的《新战略概念》（New Strategic Concept），都提到了包含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新兴和颠覆性技术以及技术信息共享，对于加强军事能力和联盟内部互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美国2023年《国防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采用策略》（Data，Analytics，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option Strategy）、《情报界开源情报战略（2024—2026）》（The IC OSINT Strategy 2024-2026）和《2023国家情报战略》（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2023）中更是强调，既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开源情报任务中的深入应用，还要深化与盟友和行动伙伴的关系，并建立持久的情报信息、工具和技术共享机制。在这些战略文件的指导下，美欧国家共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跨国数据流通与共享，提升不同情报系统间的互操作性，从而为联盟采取集体军事行动提供机遇。大西洋理事会是北约成员国和非北约欧洲国家之间的桥梁，在美欧人工智能情报合作协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22年11月，大西洋理事会简报声称，在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上加强盟友和伙伴之间的情报共享符合美国及其盟伴的最佳利益，而开源智能是未来情报合作的发展方向。这一简报肯定了美国长期向欧洲出口情报数据的战略意义，也为美欧开源智能情报合作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值得关注的是，北约是大西洋地区人工智能情报合作最大的平台。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ACT）致力于联合情报监视侦察能力的开发和整合，体现在增强互操作性和整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过程的计划中，其行动目标涵盖从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改进分析，到推动联合情报、监视和侦察架构的现代化，以实现更快、更有效的信息交换。2023年5月30日至6月23日，北约最大的联合情报监视和侦察（JISR）演习“统一愿景2023”（UV23）测试了成员国从海底到太空收集、处理、利用和共享情报的能力，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工具等新兴和颠覆性技术融入其情报流程。总的来说，北约人工智能情报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完善情报合作和交流机制，提高北约成员国间的军事互操作性，进而提升联盟的政治和军事凝聚力，增强联盟结构的韧性，以及提高联盟行动的效能。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在利用双边和多边关系展开人工智能情报合作。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和乌克兰之间推动了适当情报共享，并且加强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美国更是协助乌克兰情报机构进行情报能力和反情报能力建设。英美之间则利用五眼联盟（FVEY）和美英澳三边防务伙伴关系（AUKUS）等不断加强人工智能情报侦察与信息分享合作。
（三）策划建立人工智能防务架构和技术标准。
美国是大西洋地区人工智能国防和军事技术标准工作的实际领导者。2023年5月23日美国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D Strategic Plan）提出，要优先开展人工智能研发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人工智能国际准则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2023年2月，美国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军事领域负责任使用AI峰会”（REAIM Summit）上发布《关于负责任地军事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的政治宣言》（Political Declaration on Responsible Military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nomy），旨在围绕负责任的行为建立国际共识，并指导各国开发、部署和使用军事人工智能，该宣言得到法国、丹麦、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土耳其、英国等国家的支持。2023年7月在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上通过了《国防生产行动计划》（Defence Production Action Plan），该计划要求北约充分发挥“活动召集者、标准制定者、需求达成者和交付推动者”作用，确保其在新兴和颠覆性技术领域维持优势，大力发展可持续的国防工业能力。可以看出，美欧国家迫切希望在军事装备合作研制、生产和采购等方面实现标准化，以提高跨大西洋安全和防务伙伴间的整体国防能力。此外，借助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七国集团（G7）、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论坛工具，美欧正在加强人工智能标准方面的协调，以提高国防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跨境国防技术生产一体化。
从欧洲国防工业战略中可以看出，北约仍是欧洲集体防御的基础，北约标准仍对跨大西洋地区有着非凡的影响力。目前，美欧在人工智能防务相关议题上达成诸多共识，例如，在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管理方面，美国《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Blueprint for an AI Bill of Rights）和《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AIRMF）与欧盟《人工智能法案》（AI Act）在概念和原则方面保持着高度一致性，这为达成美欧人工智能防务技术标准共识奠定基础。美欧还致力于推动欧盟—美国人工智能术语和分类标准更新，要求建立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国际性网络，以开展和协调相关技术研究。考虑到人工智能在军民两用技术中的普遍性和快速发展，美欧也加强了在两用技术出口管制、排他性技术标准、封闭性芯片供应链等方面的协调性。在半导体、供应链本地化、关键原材料、芯片制造等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相关领域，欧盟追随了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此外，美国与欧洲国家也围绕风险评估要求、全球规范制定标准安全协议，以及监管框架等方面展开合作，以保护人工智能算法和数据安全。
（四）协调人工智能国防战略并构建行动伙伴关系。
在战略层面，美欧已经就加强国防工业能力合作、扩大国防工业生产、提升国防工业竞争力达成共识。2023年12月，在第二次美国—欧盟安全与防务对话上，双方重申持久伙伴关系，提出要增加美欧国防投资和国防工业合作。2024年以来，美国和欧盟更是相继出台国防工业战略，将国防工业创新作为战略目标，以扩大国防工业生产和提升国防工业竞争力。综合前述多项战略文件可以看出，美欧国家将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投资作为提升国防工业能力的重要支撑手段。实际上，美欧之间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历史悠久，其国防工业联系盘根错节。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军民两用性质增加了跨国国防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基于此，美欧国家积极支持跨大西洋联合研发、私营部门激励措施和交流，推动国防产业互联互通。借助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等合作平台，美欧国家在部署半导体基金、建立人工智能标准、加强人工智能监管的融合、防止技术滥用等方面进行了交流磋商，致力于推动国防产业互联互通，为战略性两用技术贸易提供商业解决方案。
美欧还通过各种常态化机制和平台协调人工智能方面的战略和行动，在多个层次结成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如人工智能国防伙伴关系（AIPfD）、经合组织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GPAI）、经合组织人工智能专家网络（ONE AI）、欧盟成员国人工智能高级别专家组（HLEG）、世界经济论坛人工智能治理联盟（AI Governance Alliance）、国际电信联盟AI造福人类（AI for Good）等。慕尼黑安全会议、七国集团、双边对话和多边论坛等也是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人工智能安全和防务交流的重要平台，是美欧人工智能安全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补充。2024年4月1日，美国和英国签署人工智能协议备忘录，在世界上首次作出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双边安排，宣布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科学合作伙伴关系”，并就两国政府如何汇集有关人工智能安全的技术知识、信息和人才作出规划。
值得注意的是，美欧国家将伙伴关系作为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的关键工具，并将排他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深嵌于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的全过程。2021年9月29日，美欧在匹兹堡声明中提出要加强全球技术合作，保护和促进关键和新兴技术和基础设施，并开发和实施具有创新性和可信赖性、尊重普世人权和共同民主价值观的人工智能系统。2023年1月27日，美国国务院和欧盟委员会代表签署《人工智能促进公共利益行动协议》（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ing for the public good），强调与拥有“共同价值观”但缺乏相关能力的国际合作伙伴进行研究成果和资源共享。2023年10月20日，美欧在联合声明中宣称，跨大西洋伙伴要加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利用数字技术来促进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以及尊重人权和法治。跨大西洋国家利用各种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机制，展开更多磋商和对话，在人工智能技术合作、标准制定、价值原则等方面凝聚共识，进一步推动构建基于“民主价值观”的安全和技术联盟。
二、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的动因
美欧正在将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全过程，并在国防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国防目标等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相关防务合作受到内外诸多因素的驱动，主要涉及国家和区域安全、技术竞争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三大领域。
第一，实现国防能力优势互补，增进大西洋地区安全。美欧都意识到单边行动难以解决跨界安全和防务问题，因此加强国际战略协调和技术合作变得至关重要。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使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威胁来源更加复杂多元，包括网络攻击、数据泄露和虚假信息传播在内的新型跨国界安全问题，冲击着传统国防安全。通过国际合作，美欧国家可以搭建人工智能国防技术治理规则体系，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可控，从而更好地应对这些新型跨国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地缘政治冲突，使得美欧国家不断反思自身防务能力建设情况。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大量使用暴露了欧洲防务在投资、技术研发、采购等方面的能力不足。因此，欧洲希望利用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数据和算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加速欧洲的科技创新和应用。特别是在军事防御领域，欧洲希望能获得美国在无人系统、生成式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等方面的技术支持，以弥补自身防务能力短板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对于美国来说，乌克兰危机进程暴露了北约和欧盟内部的合作裂痕，巴以冲突复发反映了美国对中东地区秩序影响力的下降，红海危机加剧了美国和欧洲国家在联合行动主导权和控制权问题上的分歧，这些事件的发生冲击美国在大西洋地区的领导地位。由于单边主义难以适应当前安全形势，美国重新审视自身在跨大西洋地区的利益和角色，要求巩固传统以北约为核心的欧美防务格局，并将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视为战胜战略竞争对手并增强美国集体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在这一过程中，美欧关系将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安全架构的发展走向将依赖于双方如何重建信任和协作机制。
第二，寻求确立全球技术主导权，扩大大西洋地区集体防务优势。美国倡导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技术联盟，在技术应用与技术标准等方面强化“规则制衡”与“小院高墙”，以维持欧洲—大西洋秩序并确保北约在各个作战领域的优势，并护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北约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视为构建地区安全架构的关键性工具，并将人工智能防务合作视为应对国际竞争的一种新型威慑力量。欧盟决心通过增加防务开支、支持国防技术创新以及推动与盟友的合作，发展成为大西洋地区“更强大、更有能力的安全提供者”，从而增加自身在区域和全球防务合作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总体而言，美欧希望建立“人工智能技术联盟”，通过技术领域规则的制定增强联盟内的互操作性，从而进一步增强联盟内部供应链的畅通，也为加强共同军事防御能力建立规则基础，进而实现联盟防务能力的整体提升。具体来说，美欧构建跨大西洋人工智能防务体系的目标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凝聚人工智能技术治理共识，管理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其二，促进盟友和伙伴之间的经验交流，协调跨国人工智能防务技术生产和采购，提高跨国国防资源配置效率。其三，促进情报获取的及时性和流动性，提升情报技术互操作性，增强情报分析能力。其四，增强美欧人工智能联盟的技术领导力和外部影响力，确保该技术发展符合其价值观，构建美欧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第三，抢占人工智能国防技术发展高地，遏制潜在竞争对手。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国际权力格局演变引发了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安全焦虑，其传统国际权力中心地位面临着来自新兴大国的现实冲击。为保持对中国等潜在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美欧双方达成了以所谓“去风险”为目标的遏制共识。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及“最大地缘政治挑战”，企图拉拢欧盟形成所谓“民主科技联盟”，将中国排挤在其主导的科技体系之外，构筑制华遏华国际阵营，极力维护美西方的技术垄断地位。欧盟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在诸多战略文件中对地缘政治威胁和挑战进行了共同评估。综合人工智能应用的多种应用场景，美国仍然保持绝对领先优势，中国在人工智能竞争力的许多关键方面努力追赶，欧盟虽在技术规则治理领域有所建树但在技术研发领域相对落后。通过整合美国的技术发展优势和欧洲的技术监管经验，美欧既可以在协调国防投资、生产、采购、创新等方面协同配合，也可以在新兴技术规则竞赛中先发制人。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态势加剧的背景下，大国科技竞争围绕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展开。北约将中国视为对欧洲—大西洋稳定性的“系统性挑战”，认为中国有所谓“控制关键技术和工业部门、关键基础设施、战略材料和供应链的意图”。因此，美国极力推动组建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技术联盟，采取一致行动以有效限制中国获取其相关技术和产品，从而占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高地。欧洲国家认为，中美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相互交织，欧洲需要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既要利用美国的绝对技术优势，又要遏制中国科技发展态势。
三、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的有限性
在当今技术主导的国际安全环境中，美欧国家正在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并借助联盟工具将技术合作扩展到安全、战略和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不断变化，特别是美国推行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欧逐渐将彼此视为争夺全球技术权力的重要支点。这一认知促使它们在军事及技术领域加强合作，通过共享技术、标准化装备、联合研发和协调采购等提升技术竞争力和全球技术影响力。可以说，欧盟提供了国防市场、技术标准和监管框架，美国满足欧洲的集体短期军备需求，北约将跨大西洋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合作转化为未来的军事能力，美英关系则构成了大西洋地区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为保持联盟整体的技术优势，这些国家可能采取措施，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国际技术议程之外，从而构建新的技术壁垒。这种策略不仅会导致全球技术合作的分化，还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反感与抵制，从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然而，要真正实现深层次的人工智能防务合作，美欧需要面对多个维度的挑战，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来寻找解决方案的进展困难重重。
其一，美欧国家在国防战略意图上不完全一致。美国将北约作为控制欧洲局势和维系全球霸权的工具，试图在多个领域推行带有进攻性的对俄、对华及“印太”地区战略。欧洲国家却不愿过多强调大国间的对抗性，而是更多关注跨大西洋联盟的地区影响，希望北约能够更多提供大西洋地区安全防护的功能。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美国和北约将中国界定为对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的竞争对手，要求全面遏制中国；欧盟国家则不愿意深陷阵营对抗，对中国的定位是“竞争者、对手、合作伙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美国出台对华制裁政策，但也在通过双边关系和多边论坛谋求与中国保持适当的合作关系。近年来，伴随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欧洲视野重回“防务自主”，要求增加欧洲在安全方面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和平等性，扭转“防务外包”的局面，由此激化了北约与欧盟在防务领域的主导权之争。此外，欧盟内部在防务一体化、军备采购欧洲本土化、国防产业投资与合作等方面一直存在分歧，这使得欧盟与北约的安全关系更加复杂。
其二，美欧在国防工业能力上的技术鸿沟限制了其军事互操作性。这种技术鸿沟首先体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国防总投资上。跨大西洋国家间国防开支和经济能力的差距十分明显，极大限制了美欧国防工业整合与创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美国军费开支占北约总军费开支的68%，遥遥领先所有欧洲国家。尽管欧盟2023年军费开支创下多年来新高，但很少欧盟成员国能达到“永久结构性合作”框架中要求的2%国防预算目标。其次，欧洲的工业竞争力正在衰落，并与美国不断拉大差距。从乌克兰危机爆发到2023年9月，德国的工业产出下降了5%，美国的工业产出增长了5%，英国的工业产出下降了7.5%。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也限制了向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技术转让，例如有关国防技术和信息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和有关两用材料的《出口管理条例》，这为消弥美欧技术差距增添了难度。此外，英国在脱离欧盟后，进一步强化与北约的国防与军事合作，美英在人工智能国防技术领域的双边合作得到强化，而欧盟集体防务和技术研发能力遭到削弱，这使得大西洋地区人工智能合作关系更加复杂。
其三，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受法律兼容、产业竞争和规划协调等内在因素的制约。欧盟和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尽管在概念和原则上高度一致，但在具体运用、风险管理和技术产品贸易等方面各自采取了独立的政策，无意中阻碍了双边或者跨国之间的人工智能贸易和投资。在技术监管层面，欧盟通过的《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数据法》《人工智能法》等新兴技术法规的主要监管对象为大型科技公司，而这些公司大多位于美国，这可能引发美欧经济争端。在数据管理层面，美国和北约希望加强跨大西洋数据传输以提升联盟军事情报能力，但这严重违背了欧盟隐私法。在跨国技术和安全产品贸易方面，美国和欧盟的国防市场份额竞争始终存在，可能激励科技公司优先赢得个人投标而不是进行跨国合作，现有优惠原则和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竞争态势。同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到美欧国人工智能防务合作之中，但私营部门的盈利目标和国家安全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私营部门的逐利性可能使其选择与地缘政治对手交易。这种产业竞争增加了美欧国防技术贸易摩擦。此外，美欧还面临诸多与战略文化、主权和互操作性有关的摩擦，使得国防规划协调更加困难。
此外，美国政治局势变化为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增添了复杂性。特朗普在2024大选获胜后，其政策导向将深刻影响美欧人工智能防务进程。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就强调要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角色，并对包括其欧洲盟友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打压和抑制。这种做法引发了诸多欧洲国家对未来一段时间美欧关系和欧洲形式的强烈担忧。特朗普在竞选时声称将废除拜登政府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但目前并未透露下一届政府对人工智能的具体处理方式。同时，美国新一届政府对欧洲战略的关注程度与资源投入力度也未可知，无疑会给跨大西洋智能防务合作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结语
在当前全球安全形势剧烈变化的大环境下，人工智能技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防务合作也被美欧视为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举措。在共同安全利益的驱动下，跨大西洋国家通过信息交流、技术共享、联合行动和战略协调等方式，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以建立更加稳固的安全屏障。实际上，这一合作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相互借鉴，还展现出将排他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嵌入其中的意图。跨大西洋国家普遍坚持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观，而这些理念也成为美国捆绑和操纵其盟友的重要抓手。特别是在面对来自非西方新兴大国的潜在竞争时，它们致力于构建新兴技术壁垒，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国际技术议程之外。伴随着美国进一步推动北约的亚太转向，该地区国家间的人工智能防务合作也可能出现亚太化趋势。例如，北约和欧盟向亚太地区国家出售军备和转让军事技术时可能包含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相关安全问题自然也会延展到亚太地区，各相关国家对此应该予以高度重视。鉴于跨大西洋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关系对全球安全和防务格局有着关键影响，该合作进程对于国际安全架构及其对华关系必然产生深远影响，值得长期关注。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原文：《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12期（注释略）
排版：王姝槿
审校：李宗芳、宫嘉玲
原标题：《【权威观点】戴长征 戴雯静：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及其有限性》
